谁的白石洲？

对一些研究者来说，白石洲的去留，也承载了很多城市的命题。

“握手302”是马立安在白石洲创立的一个艺术项目，位于上白石村二坊一个握手楼的三层。工作室的logo是半开的门里伸出一只卡通的大手，很有亲和力的美式幽默。楼下就是一家廉价鞋店，很接地气。

美国人马立安（MaryAnnO’Donnell）是人类学博士，同时也是独立艺术家、策展人。自1995年起，马立安开始在深圳开展人类学研究。板寸、流利的中文、谙熟深圳的人文历史，在这里人们亲切地称她“老马”。

2013年，马立安花800元租下了这个12.5平方米的房间，开启了一系列有趣的艺术探索。“一开始是有点骄傲，总想着我们能为白石洲做点什么。到第二年就发现，我们并没有为白石洲做什么，全是白石洲在给予我们。”马立安笑着回忆。

“白石洲的外壳是骗人的。进入白石洲之前很容易有误会，以为这里都是低文化、低收入的打工者。其实这里的阶层是最复杂的，既有刚刚毕业闯荡深圳的大学生，也有很多创业的小老板，还有希望孩子在深圳受教育的外来家庭。”马立安说。

思路转变之后，“握手302”敞开大门，从吸引别人来看变成大家一起参与。六年里，他们做了很多品牌活动。比如“白石笔记”，邀请不同行业的人文艺术工作者在白石洲居住一周，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找灵感，做出个人化的表达。再比如“纸鹤茶会”“单身饭”等定期沙龙，吸引着这个城市里形形色色的人走进白石洲、走进302。

今年7月初，“握手302”也收到了房东贴出的清租通知。“F生是真正的本地‘深圳人’，身材魁梧高大，倒像是北方人的体型，说话嗓门很大，但也没什么恶意，赤膊+短裤+人字拖+自行车是他出场的标配”，他们在一篇公众号文章里如此描绘。

8月19日，“握手302”搬离了白石洲，此时距离他们搬进来正好六年。没过多久，他们又在福田区的下沙地铁站附近找到了新的落脚点，并在8月31日开始了新的沙龙活动。依旧是城中村，依旧是握手楼，只是门牌号从302变成了804。马立安对城市的观察和思考还在继续，她想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城市是什么？

对于生长在新泽西郊区的马立安来说，纽约的曼哈顿是童年记忆里的城市。在曼哈顿，下东城（LowerEastSide）是移民和多元文化的交汇地，中国人、拉丁人、犹太人生活在一起。这里既有灰暗的砾石小巷与蜂巢般拥挤的住宅，也有高档公寓和潮流精品店。“在深圳最像曼哈顿的是白石洲。店面特别窄、人特别杂，东西有贵的有便宜的。包容的街道文化，能听到很多不一样的语言。”马立安说。

马立安认为，城市应该由最多的人分享最多的资源，过去的白石洲恰恰是这样一个空间。“白石洲包含很多的梦想、可能性，它的位置好，开业、就学的机会都很丰富，这些资源都可以分享给落脚在这个空间的人。”

相反，她很反感以ShoppingMall为代表的“城市替代物”，高大上的ShoppingMall或许符合很多人对城市的定义，但她认为那恰恰是把有钱人和没钱人区隔开的产物。她指着身处的咖啡馆说：“我们不再分享这个空间，我们是在租这把椅子。”

城中村去留

根据规划，重建后的白石洲将是一个带有智慧城区特色的商业和居住综合体，学校、托老中心、保障房等涉及公共利益的设施将被优先安排。同时，还将建立一个两三千平方米的城市更新博物馆，通过图文、影像、微缩模型等载体留住城中村记忆。“白石洲不会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态存在。”绿景房地产深圳公司总经理胡卫明表示。

2008年，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晓春带着一位美国学者探访白石洲，对方的一句感慨让她至今印象深刻：原来深圳真正的城市生活在城中村。

在杨晓春看来，城中村为年轻白领、城市中的服务人口提供了一个可负担的居住条件，从本质上看，城中村是农民用私人资产承担了公共物品的服务功能。

“城中村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曾经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城中村还将日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今年3月，《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发布。随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规划作了上述解读。

在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推到重来”“局部改造”“综合整治”成为城中村的三大出路。“推倒重来”的效率最高，但否定的声音越来越多。

2018年10月，习近平在考察广东期间提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基于此，《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提出了“充分考虑城市发展弹性，在规划期内保留一定比例的城中村”的思路。业内人士分析，根据这一规划，未来5年将有75％的城中村得以保留。

“其实大家对城中村的贡献一直有共识，尤其是在规划界。”杨晓春说。但是一直以来，深圳的城市更新政策较为宽松，导致拆除重建大量涌现。

从第一版城市更新文件发布时，杨晓春就对相关条文持保留意见。“城市更新的大方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政策的尺度有问题。突出的表现就是拆除重建的门槛太低了，甚至对楼龄都没有明确要求，在深圳这个房产快速升值的城市，自然会导致村民对获利最大的拆除重建方式的追逐。”她说。

事情正在起变化。2019年3月，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的《深圳市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管理规定》中要求：对于现状容积率超过2.5的城中村、旧屋村原则上不划入拆除范围，同时对拆除总面积、建筑物年限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杨晓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外界对深圳这些年的城市更新一直存在认知误区，以为只有拆除重建一个选项，实际上深圳的城市更新并不是一味地拆除城中村，本来就很多元化。在她心目中，大芬油画村、宝安凤凰村，就是综合整治、自我更新的好样板。

深圳对“城中村”改造模式的探索，从几年前就已经开始。2012年，有着500年历史的深圳罗湖区湖贝古村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通过“第三方”的持续推动和一名人大代表发起的行政诉讼，保护古村的声音最终占了上风。当时正在从事历史遗产保护研究的杨晓春也是参与者中的一员。

她认为，湖贝村改造对中国整个城市规划界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样本，不仅是保留了一个古村，而是在拆与不拆的争论中，政府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不同的声音，建立了一种理性的协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