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的平常。（图为受访者提供）

日子，很无奈地过着。期间，有人短信我，可能有第三批撤侨。无论真假，这条信息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让我有了向往。我开始囤积食物。

不久，有人把我拉进一个“澳洲人在湖北”的群，他们正在集体呼吁澳洲政府第三批撤侨。在群里，我意外遇见了多年未见的朋友Moko。他从墨尔本回到杭州开公司，年前去武汉公干，结果就被困在武汉某酒店。他是群主，在第一批和第二批撤侨中一直帮助困在武汉的澳洲人与大使馆联系。

他认为第三批撤侨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大部分使馆工作人员已经跟随第二批撤走了。即使澳洲政府有第三批撤侨的想法，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人员与相关部门协调，将仍然滞留在湖北的150多个澳洲人接走。

Moko不忍心打破我刚刚升起的希望，告诉我群里有不少澳洲的记者，也许通过媒体呼吁，会让政府改变决定。

因此，只要记者在群里发出采访请求，有人就会主动联系他们，期望自己的故事和武汉的境遇能引起政府重视。之后，中英文媒体包括澳洲广播电视台、悉尼晨报、SBS和新快报等都报道了澳洲人在湖北的故事，并促请政府考虑第三批撤侨。

而那些跟随头两批撤侨的人，尽管还在隔离中，也通过媒体呼吁第三批撤侨，甚至发动了签名活动，有人还给总理写了封，希望能帮助大家回到澳洲。

这个时候，SBS的记者找到了我，希望采访还困在湖北的澳洲妈妈。我并不想接受采访，于是推荐了澳籍妈妈Dan。

Dan独自回宜昌探亲，却因疫情困在父母家，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3岁，一个6岁却和父亲留在了堪培拉。第一批撤侨的时候，曾经有使馆工作人员联系她，之后便了无音信了。

我和Dan的认识比较戏剧性。她看了我在新快报发表的封楼日记，通过编辑找到了我。Dan想回澳洲的心情比谁都迫切，很合作地接受了采访。 

SBS的记者对Dan的采访很满意，但希望多一个澳洲妈妈的故事，会让文章更有说服力。我想起来恩施的Niki，听说她在第一批的撤侨名单上，结果硬核的恩施不给开通行证，只好留下。事后我得知，撤侨人员并不需要通行证。在撤侨名单确定后，省外事办会将名单传给当地外事办，当地外事办再通知各个卡口放行。 

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联系到Niki。SBS记者有点着急，她打算在第一批撤侨人员离开圣诞岛的当天，配合对撤离人员的采访，将这篇稿子一起登出来。

SBS记者说服了我。可惜的是，家里的网络有些问题，无法进行视频采访，只能电话采访。后来这篇文章登在了SBS网站上，我特意选了一张孩子闭眼睛的照片，担心回澳后被学校小朋友歧视。 

和所有的呼吁撤侨的故事一样，我们的文章也如同丢在湖里的一块石头，没有激起任何涟漪。政府再三表示，没有第三批撤侨的计划。

心有不甘的Dan希望我们自己想办法。从二月中旬起，宜昌的新增确诊基本都是个位数，湖北其它城市包括武汉，新增也在逐步下降，交通管制稍许松了些，有不少人拿到通行证出城了。朋友龙儿告诉我，她的同学在2月中旬回澳洲了，当时是用学校开学通知拿到的通行证。另外，出城还需要指定医院的健康证明和社区的隔离证明。

这三个证中，通行证最难拿。我们先后与市外事办、防疫指挥部和交通小组联系，希望获得一些出城的帮助，他们的回复异常统一:目前所有人，无论什么国籍，都按市民出行规则处理，也就是说需要政府颁发的通行证。当时，只有单位复工函和学校入学通知书才可以申请到通行证。

经多方努力，终于Dan的上海朋友愿意助一臂之力，为我们开张复工函（尽管后面没有用上）。因此，我们打算从上海飞回悉尼，但如何到达上海是一个问题。直接开车去上海不现实，一是路途太遥远，二是，途径好几个省市，路上交通卡口太多。

我们考虑开车到附近的河南郑州或湖南长沙，然后坐飞机去上海。联系河南的朋友，咨询有关开车去河南新郑机场的可能性。她从相关政府部门获得的反馈是，无论哪里来的车，即便只是借道去机场，也会在郑州下高速的时候，被拦下来，然后隔离１４天。

已经跟随第二批撤侨的同乡Jucy告诉我，最好从长沙走。从宜昌到长沙一路都是高速，比较通畅，而开车到郑州还需绕几条小路，小路上也设有卡哨。多一个卡哨就多一份被隔离的危险。

于是，2月24日晚，我和Dan电话沟通了一个多小时，决定开车去长沙，然后飞上海，再飞悉尼，时间定在2月27日，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两天的时间去拿到各种证明。Dan认为，要走，必须越快越好，以免夜长梦多。如果走不了，就认命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