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5日，四川渠县，被解救的智障工人等待被送回老家。他们穿上了民政部门买的新衣。

黑奴工背后智障人庇护之困

2010年末，四川渠县智障人被贩卖为奴工的事件，震惊全国。事实上，自2007年山西砖厂黑窑工事件以来，全国各地不断爆出智障人“被奴工”事件。

专家指出，单纯追讨一起事件的责任人“意义不大”，需要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建立智障人士福利体系。

根据2006年的一次抽查数据，我国智障人士总数近千万。其中有较好工作能力并处于就业年龄段的150万人。而因智障人士福利制度缺失，他们大多处于无机构庇护，无机会获取劳动知识甚至被遗弃的状态。也因此有“被奴工”的风险。

如何从制度上保障智障人士的尊严、安全和发展，成为渠县奴工事件背后更紧迫的命题。

2010年12月29日，北京演乐胡同110号，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所在地，马波（化名）和伙伴们正在忙碌。

四合院内，几名伙伴正在做饭，中午他们将招待几名来自欧洲的游客。另几名伙伴正在展览室向客人推介他们制作的手链等手工艺品。

该服务机构的创办人孟维娜介绍，慧灵为成年智障人提供日间托养服务，并让他们学习简单的劳动技能。该机构主要生存方式是，与欧美一些国际旅行社签约，让这个四合院成为固定旅游景点，旅行社支付一定报酬。此外，游客购买手工艺品带来的收入，会以津贴形式奖励给智障学员。

若不是言语反应稍慢或唐氏综合征明显的脸庞，马波和他的20多名伙伴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会做可口的饭菜、把“暗恋”的人画在纸上、开心地笑、小小的恶作剧……

这天中午，马波在整理100多人的签名。他们在声援四川渠县遭受奴役的智障人员。

这一天，渠县62名被解救的智障奴工，陆续被送往回家的方向。

1月4日，渠县公安局政委李森介绍，目前解救工作已结束，警方已帮助33人找到家。目前警方的工作重点已从“解救安置”转移到侦办奴工案本身。

而在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看来，怎么长久妥善安置这60多名智障人员以及他们背后数百万智障人士才是重点。他指出，事件背后，不是某个人犯了错那么简单，“我们的制度有缺失，亟待补上。”

一百多智障人“被奴工”

一个叫曾令全的农民和渠县救助站的安置基地，后来做着同样的生意：输出智障工人

在四川渠县渠江镇一个叫“幸福坝”的地方，一个两层楼的院落，走廊和阳台全由钢筋封闭，大铁门紧锁。

这个院子，曾叫做“渠县乞丐收养所”，后改名“渠县残疾人自强队”。

院子的主人、“渠县残疾人自强队”负责人叫曾令全，一名46岁的农民，他的另一身份是渠县工商联执委。

其母俞必珍介绍，曾令全以前种地、养猪。约1993年，他去县城农贸市场捡菜叶子回来做饲料，“捡”回一个蓬头垢面的“讨口子”（方言，指流浪乞讨人员），名为李兵，留下来帮着养猪。

随着养殖业扩大，曾令全又“捡”回两名智障人员，李小平和朱国庆。

曾令全收养“讨口子”的“事迹”在当地流传开来。其弟曾国华说，1997年，四川日报以《一个猪倌和三个乞丐》为题报道。曾令全的举动也得到当地政府肯定，县领导多次到曾家“现场办公”。

曾国华介绍，约1999年，曾令全收养的智障人达到十来名。这时期，新疆一家猪场老板看到报道后，联系了曾令全。曾带着5个智障人员去新疆帮忙养猪。

后来这名老板又把曾的工人介绍给另一老板。曾令全从中获得一些回报。他发现，这远比养猪来钱，自此开始了收养、培训、输出“智障工”的“生意”。

曾的培训手段是：不听话就打。邻居称，常在夜里听到基地传出惨叫声。

据记者调查，为扩大“智障工”来源，曾令全向渠县三轮车和出租车司机打招呼，以每人100元－300元的价格，“收购”智障人员。

他还成立“抓捕队”上街抓人。后来被解救的奴工之一的李红阶，能清晰地与人交流，可以工整地写出姓名和家庭地址。

他告诉本报记者，他2009年正月到渠县，在县城捡破烂时，突然一辆车停下将他强拉进去。在接受了“培训”13天后，他们一行13人被送到西宁一个工地背沙。干了一整年，没有一分钱工资。

在这起奴工案中，渠县救助站也牵扯其中，被爆出与曾令全一样输出“智障工”赚钱。

据曾国华向媒体介绍，渠县救助站站长刘定明曾多次将智障人员送到曾令全处，并收取费用。刘定明则称，自己将救助站安置基地以3000元每年的价格转包。

记者获知，目前渠县民政局长王勇、救助站长刘定明等人已被免职。

17年来曾令全到底控制了多少智障人员目前尚无数据。

在一份材料中，曾令全称1993年至2006年收养137人。这些人被编成8个小组，分别在北京、天津、深圳、新疆、西宁等地“打工”。

智障人被侵害风险大

处于就业年龄段的轻度和中度智障人超150万名，他们是犯罪分子的主要目标人群

“暴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2010年12月28日，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张宝林，表达对渠县事件的愤怒。他有个智障女儿。

张宝林介绍，根据中国智残协会的统计，2007年山西黑窑工事件后，河北、河南、安徽等10多省份也出现过大量侵害智障人员事件。

2009年4月，安徽界首两个小砖窑从山东诱骗“购买”了32名智障人做“奴工”。

2007年以来，福建、辽宁等9省发现矿工杀害智障工人伪造矿难敲诈等类似案件近20起，死亡近20人。

据《法制日报》2010年6月报道，安徽合肥大量搬家公司专门“招募”智障流浪人充当搬运苦力，没工资，生存条件恶劣。

张宝林介绍，根据2006年所做的一次抽样调查，全国约有智力残疾人554万，此外，在1352万多重残疾人中有大约430万人伴有智力残疾，也就是，智障人总数近千万。

他介绍，智障人士按残疾程度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在554万单纯的智力残疾人中，轻度和中度约占7成，超380万人，其中处于就业年龄段的约40%，超150万人。他们具有相对好的劳动能力，是各地奴工事件中犯罪分子的主要目标。

“智障人是残疾人中更为弱势的群体，就业情况差，社会保障也不完善，所以至少这100多万人中，不少人存在成为奴工的风险。”张宝林认为，从目前各地发生的事件看，奴役智障人已成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在致本报的公开信中，张宝林严正谴责买卖、奴役智障人的行为，他希望各地各级政府能“以最近发生的事件为戒”，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无保障下存流浪可能

孟维娜认为，如不建立起相应保障体系，任何智障人都可能成为流浪人，存在被奴役风险

渠县奴工事件曝光后，有观点认为劳动监察部门若加强督察，可遏制智障人被侵害。四川省人社厅劳动监察处副处长陈进对此表示异议。

陈进是此次渠县奴工事件调查组的负责人之一。

他认为，靠事后劳动监察来杜绝此类事件，“防不胜防”。他介绍，四川180个县，除成都下辖县外，每个县专职劳动监察员平均不到2人，平均5个县只有一台执法车。

有专家提出，应建设智障流浪人员的收留机构，防止他们被控制贩卖。

北京慧灵智障人员社区服务机构创办人孟维娜认为这一提法没有切中根源，“千万不要鼓动建什么专门收留所。”

在做了23年智障人员服务工作的孟维娜看来，智障流浪人本身是个“伪命题”。她说，智障流浪人是智障人福利制度和服务体系缺失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引发问题的原因。

根据她的经验，重度和极重度智障人没能力走出家门，常年在家里；而轻度和中度智障人有天然的安全意识，出门一般不会走太远。

孟维娜介绍，智障人如幼年时没被父母遗弃，成年后也很少会被父母遗弃，“智障人士父母的天伦之爱，比正常孩子的父母还要强烈。”

她分析认为，大多数智障流浪人是被诱骗拐卖，少部分可能是父母去世后无人照料，从而外出乞讨。

孟维娜介绍，这些年他们遇到许多家庭有智障孩子不小心走失，但报警时对方听说是智障人，往往“爱理不理”。“现在社会资讯渠道这么发达，公安掌控人口信息能力这么强大，如果我们的报失体系积极发挥作用，就不会产生智障流浪人的问题。”

“需要从制度层面解决根源问题，建立智障人的服务体系和保障制度。”陈进认为，这样才能“治本”。

孟维娜认同这一观点，“如果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任何智障人员都可能成为智障流浪人，也都可能面临被奴工的风险。”

民间服务未获发展

服务于智障人士的民间机构，很难获得“合法”身份，多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在孟维娜看来，建立智障人服务体系，最核心的内容，是让智障人走出去，“走出家门，获得交流，学习，他们的生活品质才能提高，同时获得康复训练”。

而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张宝林介绍，现实是，许多智障人没地方可去，从生到死，一辈子封闭在家中或在街上游荡，甚至遭拐骗。

张宝林说，国内登记成立智障人员服务类民间组织很难。在北京，会有一些智障孩子的父母自己组织起来，其中几个家长辞职，把街道附近的智障人集中起来照料，也做一些培训。但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这类民间组织很难得到捐款。也得不到政府的扶助，自生自灭。

而70%以上智障人员生活在广袤的农村，更缺少可以接纳他们的场所。

张宝林说，他去过一些西部智障人家庭探视，“家徒四壁，只有一床烂棉絮，狗窝一样，靠周边邻居每天扔一点残羹冷炙生存。”

孟维娜介绍，目前他们在全国10个城市建立了服务机构，但也只限于城市社区。

她说，慧灵找不到挂靠单位，只能在工商注册，无法获得非营利机构身份，不能获得税收优惠，捐赠也大幅缩水。

据了解，北京有100多家为智障人士提供日托服务的民办机构，大多生存艰难。

全国有多少这类机构？中残联相关部门称，没有这类数据。

中残联常务副理事长王乃昆在2010年9月份的中国特奥高峰论坛上透露，截至2009年底，全国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仅3474个，仅能为全国包括智障人在内的约11万残疾人提供服务。

智障人处“隐性”状态

这些智障人士居住在哪里、是否有生活保障……关于他们生存状态的数据尚不完备

在湖北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沙沟村，55岁的杨远忠是一名轻度智力残疾人。父母早逝，他独自生活，能自己做饭吃，但不会种地。

近10年来，杨远忠一直跟随村里同族的包工头在山西砖窑打工，每年得到两三千元报酬。那里是2007年发生黑窑工事件的地方，他这样的智障工人必须时刻呆在窑厂，走出去，就可能被别的黑窑厂抓走成为黑窑工。

这两年，杨远忠患了严重的胃病，干不动了。他是村里的五保户，但村干部担心他死后需要一笔安葬费用，因此常扣他的五保金“备用”。

现在，他靠前些年打工积攒的一点钱，买米面生存。

杨远忠的处境，或是中国农村智障人员生存现实的缩影，不过智障人群体的生存情况，记者尚查不到相关数据。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李敬介绍，目前中国唯一关于智障人的数据，来自2006年的残疾人抽样调查，“这是一个推测数据，并非普查。几百万智障人在什么地方？他们有无监护人？有无基本的生存保障？哪些人面临流浪的危险？我们都不知道”。

中国残联相关部门坦承，他们还没掌握智障人员就业、托养、保障等情况的数据。民政部社会管理司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北京慧灵智障人员服务机构顾问、香港社工周佩仪介绍，在香港，智障人员有完备的服务体系。

一个孩子出生后，由母婴健康院初步诊断症状，成长到一定时候，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对其作详细评估。确定智障后，将被建立特别档案，终生有社工跟进服务：在0至6岁，为其联系特殊幼儿中心，接受学前服务；6至15岁，进特教学校；15岁之后，进行职业训练或辅助就业……

周佩仪介绍，香港社会福利处的社工平均一个人对应约百名智障人员，终身跟踪服务。“有些智障人就喜欢流浪的生活方式。也会有社工保持跟进，定期把他们‘抓’回去理发，洗澡。”

福利体系待建设

王振耀认为，“残疾人的产生是人类发展的代价，照顾他们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张宝林介绍，近几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开始尝试建设智障人服务体系。

据广州市残联理事长梁左宜讲，广州从2007年开始建设“康园工疗站”，目前已在全市154个街道铺开，主要是提供日间托养和庇护性就业场所。目前接纳人数有限，不过家长反响很好。

张宝林说，这两年残联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建设的智障人社区服务机构，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残联力量有限，目前服务规模还很小。

“在我们渠县，如果一个残疾人一个月能拿到三五百元的补助，就能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也不会有这么多智障流浪人了。”渠县公安局政委李森说。

而该县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10万残疾人，只有100人每月可享受50元补助。不过，该县的党政事业单位基本拒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如果这些单位按比例足额缴纳，可征收500多万元”。

2010年12月30日，谈到渠县智障人被奴工事件，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说，“渠县这事发生是必然，不发生才是偶然”。

在王振耀看来，要消除渠县智障奴工这类悲剧，一方面国家要承担起责任，从制度上建立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国家应放权，让大量民间服务机构成立，发挥民间社会的巨大能量。

王振耀介绍，1978年之前，我国残疾人照顾是单位负责制，民政部门通过建立福利院，提供补充性管理、照顾服务。改革开放后，照顾残疾人的责任全部落到家庭头上。

他介绍，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残疾人福利法》，我国还没有，只有少数残疾人有机会纳入低保体系或纳入农村“五保”体系。我国虽有《残疾人保障法》，但里面很少谈到“钱”。

“我们全社会都缺少残疾人福利观念，认为残疾人是家庭的责任，谁家有残疾人谁倒霉。事实上，残疾人的产生是人类发展的代价，照顾他们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王振耀认为，国家应尽快制定《残疾人福利法》，把残疾人单独作为一类保障人群，不分其家庭是否富有，统一享受福利。

2010年11月16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正式下发。王振耀说，这是我国首次专门针对一类人群的福利保障制度，“希望从孤儿福利制度开始突破，逐渐扩大到智障重残人群，再到老年人群，逐步建立我们的特殊人群福利体系”。

王振耀认为下一步可针对智障人群建立这种普惠福利。参照孤儿福利政策，他算了一笔账：1000万人，每人每月600元，一年720亿，“我们的财政收入都8万亿了，720亿不多”。